东京约炮

撰文/中山

供图、支持/巴黎日本文化会馆

（Maison de la Culture du Japon a Paris）

日本保拉美容文化研究所的渡边道代说：“江户时代跨越265年。在此期间，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，日本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，并伴随着相当大的文化发展。在歌舞伎和浮世绘等传统艺术蓬勃发展的同时，女性的装饰规范也得以确立：和服、腰带、妆容和发型。注重外形和化妆的习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，但直到江户时期，化妆才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粉黛颜色：

白遮丑、染黑齿、竹草红

江户时代（1603年-1868年），日本女性的妆容主要通过三种颜色体现：白色散粉涂抹的面部和颈部、染黑的眉毛和牙齿、红色提亮的脸颊和嘴唇。与此同时，她们对精致的美发艺术的追求也达到了顶峰，以致于到最后有数百种不同的方式供女性装扮自己的头发，从而带动了对头发装饰的热情。

白，是江户时代评判一个女性美丽与否的首要因素，涂抹白粉的艺术相当复杂，最为常用的是含铅的铅白和含汞的轻粉。其中，铅白由于价格便宜、更容易被皮肤吸收而最为常用。涂抹时，需要先在皮肤上涂一层白粉，然后迅速将白粉涂抹开来，速度慢的话，白粉就会变硬。当时女性使用的礼仪和化妆手册详细描述了涂抹方法，以及如何通过涂层厚度的变化突出脸部的优点，遮掩缺点。

黑，是指染黑齿。从公元4世纪开始，染黑齿的习俗在日本似乎已经很普遍。考古发掘出土的古坟时代（250年-592年）的骨头和埴轮中，发现了染黑齿的证据。古史《魏书》中，日本被称为“黑牙之国”；在描述12世纪宫廷生活的文学作品《源氏物语》中也提到了这种现象。

黑色与女性的“通过仪礼”有很深的关系：结婚时会把牙齿染黑，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把眉毛剃掉——都是女性彰显已婚身份的标志；但也不乏健康的目的。女性怀孕期间，由于胎儿吸收母亲身体里的钙质，会影响到母亲的牙齿，所以染黑齿的实用功能更强一些。黑色的使用还包括染画眉毛。在宫廷里，礼仪要求贵族妇女、武士的妻子和上层阶级，在一定年龄后，可以在额头上重画眉毛。

当时，通过同时或交替使用两种物质来获得染黑的效果。一种是醋、清酒、淘米水、指甲粉末的混合水，一种是坚果粉和其他成分制成的粉末。为保持染黑效果，需要每天早晨对牙齿进行涂抹，这个过程也可以起到预防蛀牙和牙周疾病的作用。

红，在日本被认为是稀有和珍贵的颜色。据公元8世纪成书的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纪》记载，在古代，把红色涂在脸上的习俗就已存在。除了用作口红和腮红外，红色有时还用于眼角和指甲末端。江户末期文化（1804年-1818年）至文政（1818年-1831年）年间，竹草红的价格和黄金一样昂贵。据说，在嘴上涂抹竹草红的风潮是由艺伎发起的，并以遮掩嘴唇的方式展示其奢侈；使用完后，会把用来研磨的碗倒扣在梳妆台上，防止其氧化。

江户时代在女性发型的发展中，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自平安时代（794年-1192年）起，女性就习惯把她们的长发直直地垂在后背上。但是，桃山时代（1573年-1603年）末期，歌舞伎演奏者就开始把头发绾起来扎在头顶上。江户时期，把长发束起来、绾成各种样式的发髻、露出饱满的额头和优美的脖颈曲线就成为常态。整个江户时代，发型风格的演变经历了不同阶段，演变出多种风格。东京风俗

日本发髻这一用来指不同于西方发型的日本发型的术语，指的就是起源于江户时代的美发艺术。通常情况下，日本发髻分为四个部分：流苏/前发、侧鬓、从头部后面到脖颈处的部分、以及把头发绑在发髻中的部分，不同部分之间的形状和组合，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。

发型样式虽然繁多，但基本都是从兵库髻、岛田髻、胜山髻和古井髻这四大基本发型演变出来的。随着发型的多样化，还开发了各种发饰，这些精美的饰品主要是由金、银、象牙、玳瑁、木头、珍珠母等材质制成的。

1813年，日本女性的“美人指南经典”《都风俗化妆传》刊行，一直到明治时代末期，畅销一百多年。书中不但有各种化妆方法，也包括礼节服饰、举止动作、内在修养等。书中介绍了不少美容方法，如淘米时，把淘米水留下沉淀，然后将底层的沉淀物晒干，磨成粉状，睡前用水调和后，涂在脸上，可使皮肤变白。现代女性为防止皱纹，使用各种含胶原蛋白的化妆品，江户时代的女性则是用淘米水炖猪蹄，炖成糊状，睡前涂在脸上，据说既可让皮肤变得细腻，亦可防止皱纹生长。

江户时代，随着“浮世”观念的流行，游女和歌舞伎引领着时尚的潮流。与贵族和其他精英人士不同，城市妇女较少受到传统的束缚，她们通过当时流行的浮世绘，模仿着最新的妆容与发型。不过，这种潮流虽然影响到了社会的某些层面，但关于妆容、发型和着装的等级划分，依然使人们能够在已婚与未婚、贵族、中产和高级游女太夫之间作出区分。

江户建设：

天下普请、参勤交代、武士战场

德川家康的领地原本位于三河国，改封江户，其实是战国末期最高统治者丰臣秀吉架空德川家康势力的一个策略，虽然明知当时的江户是一个只有6万人的乡村市镇，但家康还是接受了下来。关原之战获胜后，天下大势已定，由于看中了江户未来的发展前景，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创幕府，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。

江户幕府结束了战乱的局面，武士不用通过打仗表达对主公的忠诚，那么他们干什么呢——建城。幕府发动“天下普请”，江户成为武士们建功立业的新战场，至江户中期当地人口已经超过100万，发展速度着实惊人东京约炮。“天下普请”客观上促进了江户经济的增长，但推行这一政策的本意却并非经济方面的，而是通过不停修建大规模水利和土木工程的方式，抑制地方藩主，尤其是那些外幕强藩的势力。藩主细川忠利曾在家族史料中感慨说：江户的建设已成为日本的负担、折磨大名们的事业，“日本之疲劳，已无法遏制”。

宽永十二年（1635年），三代将军家光时，随着“参勤交代”被义务化，一直到幕府结束，为江户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武士消费群体，江户成为一座典型的“男性都市”。

参勤交代是指全国各地的大名们在每年夏天四月，轮流带领随从前往江户参觐将军，并在当地居住一年的制度。参勤交代队伍不但包括大量的骑兵、火绳枪队、武士、马匹，还携带餐具、泡菜桶、寝具、象棋……不过，据说萨摩藩在历年参勤交代的负担下，竟然背负了六十六万两的债务，而这六十六万两汇聚在江户，就变成文化的交流、旅游的发达和促进繁荣的消费。

东京风俗

吉原游廓：

时尚潮流、文化中心、艺术灵感

战国末期，丰臣秀吉分别于1585、1589年认可了大坂、京都两地的游女商。1617年，江户幕府批准江户游女商的建设，地点在今东京日本桥人形商一带，幕府公认的花街柳巷由此诞生。为把这片区域和其他地方隔离开来，幕府命人挖掘壕沟设立高墙，如同城郭一样，再加上周围芦苇茂盛，而日语中“苇”的发音和“吉”一样，因此称为“吉原游廓”。1657年明历大火后，吉原游廓迁到浅草寺后面的农田地区，面积约220坪，与京都的岛原游廓、大阪的新商游廓并称为日本“三大游廓”。

在吉原游廓里，游女看重的，第一是气魄，第二是粹，第三才是金钱。吉原游廓大门右侧有一块提示人们各种禁止事项的消息墙，其中一条是：“除了医生，任何人不得以乘轿子方式进入”——即使是大名，也要在这里从轿子上下来；仙台伊达藩第三代藩主伊达纲宗，虽身份显贵，但也曾在吉原遭人殴打，仓皇逃走。

吉原游廓内每个月都有节日，赏花、演唱会、戏剧、画展、祭典等，无所不包，例如，春天的时候，人们会去吉原游廓观赏樱花，亲眼看一看樱花飘落时的花魁道中，便可知道时下最新的时尚潮流。对富有的商人们的妻子而言，这种对潮流的追随也是展示自家财力的方式；但对普通妇女而言，“看样学样，极意模仿”“本来不缺衣着，还要苦心添置春装，净赶时髦花样……腰带也要用唐土的老缎子，半幅一丈二，缠在腰上的一条腰带就值银子八十六钱，头上插的梳子就要二两金子，按时价来算，不啻顶着三石米”。

吉原游廓还是当时文人、俳人和浮世绘画家共聚一堂的沙龙，浮世绘发展历史上兼具经营天分和艺术造诣的出版商茑屋重三郎，为准确把握大众的欣赏口味，经常在吉原召集作家和画师聚会，进行艺术交流，吸引大量的市民参加，成为江户的文化中心。同时，也正是这位茑屋重三郎，发现并培养了喜多川歌、东洲斋写乐等浮世绘大师，将美人画和役者绘推向浮世绘艺术的最高峰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锁国期间，随着幕府对进口书籍输入限制的放松，西方铜版画以书籍插图的形式进入日本，对浮世绘风景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但浮世绘在借鉴西方绘画技巧的同时，还是谨慎地保持着与西方写实主义的距离，日本绘画中的装饰性特点被保留下来，流露出神秘的东方趣味。

19世纪末，明治维新的浪潮席卷日本，浮世绘被大量贱卖给来到日本的西方外交官、商人和旅行者——据经营浮世绘的商贩记载：“明治二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三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约十一年间，共八百六十箱浮世绘、分二百一十八回销往海外”——与完全不同的西方艺术相遇，在欧洲引发了从1860年到1910年前后大约半个世纪的“日本主义”，美国画家惠勒斯形容说：“改写美术史的天才再也不会出现，美的历史已经完成——这便是巴特农神庙的希腊大理石雕刻，是富士山脚下的葛饰北斋以鸟类为饰的折扇。”

当美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完成的时候，历史也以某种奇异的方式，回到开始的地方：梵高，这位来自荷兰一位改革宗牧师的儿子，爱上了浮世绘。1886年，巴黎，穷困的梵高以几分钱一张的价格购买了数百幅浮世绘；1888年3月，他写信告诉弟弟提奥“你知道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日本”；到阿尔后，梵高彻底迷上日本，直到超越模仿，融入他的风格。

近年来，人们不断发现清代苏州版画对浮世绘的影响，在艺术风格、审美趣味、生产传播的相似与差异中，精神诉求与民族性格的不同也日渐清晰。当清代木版年画成为贴近百姓生活、凝结民间夙愿的代言时，浮世绘在过眼云烟的世界里、肯定现世精神的积极意义使其成为象征日本精神的符号之一。

本文节选自《文明》2021.05月刊